龚先庆：为什么说“作风问题属道德范畴、腐败问题属法律范畴”是错误的

　　作者：龚先庆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

　　在我们身边，有一种观点认为，作风问题是小问题，腐败问题才是大问题，作风问题属于道德范畴，而腐败问题属于法律范畴。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有意模糊作风与腐败问题的深度关联，忽视了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同源共流一体共生的本质。

　　■ 作风与腐败无法割裂

　　“作风问题属于道德范畴、腐败问题属于法律范畴”这一错误观点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见风不查腐、见腐不纠风，部分党员干部视作风问题为“小节”，吃吃喝喝不是事儿，礼品红包不过“人之常情”，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是“好心办坏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可堪教育”，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瑕不掩瑜”……这些认识都是把作风与腐败两者割裂开来。如果我们在思想深处视作风问题为细枝末节，势必造成“滋生长大”，进而造成腐败“顺水推舟”。必须明确且深刻地认识到，作风问题是腐败问题的“培养皿”，腐败问题是作风问题的“催化剂”，纠作风必治腐败，治腐败必纠作风，纠作风防微杜渐，治腐败正本清源。

　　把作风问题看小、看轻，绝不是个人小事小节，而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共产主义绝不是靠外在约束实现的，从五百年前社会主义发端那一刻起，就有许许多多家境优越之人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推动力正是崇高的道德。风腐同查同治，最终就是要达到党员干部“不想腐”的境界。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作风绝非小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有明确要求，对违犯者规定了明确的纪律与法律处分措施。腐败问题虽是明确的法律问题，同样有着深刻的作风根源。老百姓最痛恨腐败，最不能接受党员干部腐败，腐败行为严重背离共产党人的操守，严重违背社会基本道德准则，严重损害公众利益。

　　■ 风腐同查同治是政党性质决定

　　风腐同查同治，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作风建设，坚决反对腐败，厉行风腐同查同治，百年一以贯之。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就郑重提出“三大作风”“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腐败轻则引起群众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国家改变颜色。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发出警示：“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对于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2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要求“集中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突出问题”，特别强调“运用由风及腐案例加强警示教育”。

　　风腐同查同治，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整体思维如“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修身思想如“慎独”“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戒奢尚廉思想如“廉者，政之本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忧患意识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都是深入推进正风反腐的宝贵历史智慧和文化资源。党员干部当在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风成俗，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百姓心为心”，拒腐蚀永不沾，为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社风民风的海晏河清而努力。

　　■ 风腐同源共流，都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都是问题，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腐败问题同样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

　　一是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都是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产生，内因是最根本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无一不与理想信念不坚定有关，与群众观点不坚固有关，贪污腐败更是理想信念丧失、价值观严重偏差的结果。

　　二是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都受扭曲的权力观与利益观驱动。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核心是脱离群众与实际，享乐主义是把公共资源用于个人享受，奢靡之风则是挥霍公帑、骄奢淫逸。腐败行为扭曲权力的公共性，权力滥用、公权私用，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都是权力观错位与利益观扭曲的结果。一旦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权力与利益，作风问题的产生则如“水银泻地”，作风问题转为腐败问题几乎“水到渠成”。围猎者设“局”，党员干部或主动入“局”，或半推半就入“局”，或不知不觉入“局”，成了“局中人”，则必有“局外事”，其根源都是扭曲的权力观与利益观。

　　风腐共流之有着典型表现。其一，由作风问题发展为腐败问题带有规律性，官员沦于腐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无不由小节开始，一餐饭、一张卡、一个红包，不过是人际交往应酬，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由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不检点，敬畏之心渐失，终陷腐败不能自拔。平时高高在上，弄权力耍威风，搞假大空，不顾人民疾苦，最容易被钻空子。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最易被“投其所好”，滑入腐败不过“一念之间”。

　　其二，腐败必然表现出作风问题，必然加剧作风问题。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要么还在发展成腐败的过程中，要么就是腐败之表征。由作风问题发展到腐败问题，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腐败问题到作风问题，则会产生弥漫性负面影响，严重败坏一个单位或者地区的政治生态与社会风气。

　　■ 风腐同查同治的实践路径

　　坚持系统思维。“四风”是腐败的“显微镜”，腐败是“四风”的“放大镜”，有腐败则必有“四风”的弥散与蔓延。风腐同查同治，真正体现了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党风廉政建设不再单打一，不再“见木不见林”，而是充分体现“全面”。“全面”是“从严”的基础与保证，“从严”是“全面”的保障和支撑，这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纠治“四风”不能是“一阵风”，纠风与治腐结合，把风腐同查同治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全局，融入“持久战”“攻坚战”与“总体战”的战略全局。

　　推进制度创新。突破“就风纠风、就腐治腐”的治理模式“两张皮”，实现风腐同查同治，必须以制度创新作为保障。制度创新的着力点在于，要搭建协同治理框架，建立风腐“双问题清单”“双向追溯”“线索双向移送”与一案多查机制，各部门各环节全过程“一张网”联动，形成“作风问题查腐败，腐败问题挖作风”的刚性制度约束，实现“抓早抓小”与风腐同查同治有机统一，建立起风腐问题相互转化的阻断机制。要完善双向考核，避免选择性治理 ，将风腐同查同治深度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考核体系。制度化推进“以案促改”，结案不是终点，重在建立“不贰过”的长效机制。

　　强化监督力量。建立健全全方位、全天候、多层次的监督体系，贯通监察监督、纪检监督、派驻监督与巡视监督，实现统筹协调、信息共享，探索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监督包”模式，实现整改督办闭环管理。盯紧关键权力与权力运行关键环节，明晰风腐高发“风险点”，建立“负面行为数据库”。风无大小腐无轻重，“小微权力”也要放在阳光下。加强对“关键少数”全周期监督，风腐问题没有“八小时以外”，领导干部要 “严私德”，做到社交圈干净与生活圈清白。以数字化手段应对风腐问题的数字化“升级”，实现精准监督。强化社会监督力量，让社会力量愿意监督、有条件监督、有能力监督、监督有力，风腐同查同治才能取得实效。

　　培育廉洁文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视野来看，以廉洁文化涵养党风廉政建设，最具基础性与根本性。要加强对全社会的廉洁文化教育，特别是针对党员干部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全面、有效地廉洁教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文化资源。要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重视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讲好反腐败故事。通过廉洁文化建设，切实增强“不想腐”的普遍自觉。

　　编辑：余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