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丽：科创新平台要在创新中发展

　　长江日报记者柯立

　　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暨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聚焦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北京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园区的发展，持续跟踪研究了十余年，实践经验丰富，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该院研究总监哈尼丽。

图片来源：长江头条

　　■ 科创平台并非简单的机构

　　长江日报：科创平台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主要承担什么功能？

　　哈尼丽：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台（简称“科创平台”），并不是简单地指科技成果转化的某一个机构，它强调的是一个平台，就应该发挥平台的功能。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科创平台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优化整合配置资源，促进资源的汇聚、融合，释放资源的效能，实现对科技成果的赋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因此，科创平台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主要起到整合资源、赋能加速的作用。

　　一个高能级的科创平台，或者叫高效能的科创平台，它应该具备三大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创新的平台。围绕创新前沿、重要创新方向，集中力量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平台上融合了不同的资源，还有不同领域的合作，触发一些新的科研范式，所以它是跨界的创新，具有探索性。

　　第二，它是开放的平台。往往不是单一主体发挥作用，而是聚焦多元的主体。这种多元的主体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环节，有创新链的，也有产业链的，有政府的，也有其他不同的环节上的人来发挥作用；它能促进不同区域、国际国内不同资源汇聚、合作，能够吸引人才、留得住人才，充分发挥不同人才的作用。

　　第三，它具有协同性。成功的科创平台应该形成共建共享的生态和机制，大家共同建设，也通过平台的效应，共享科创成果，实现更大的利益分配。

　　通过打造一个创新的平台、开放的平台、协同的平台，才能更好地发挥科创平台集聚资源、释放潜力，加速赋能科技成果转化。

　　■ 更早介入到创新前端环节，而不一定等成果出来再转化

　　长江日报：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国内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哈尼丽：新型科创平台，一定程度上是打造一种新的战略科技力量。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彰显了“五新”特点：

　　一是打破传统、运行机制新。运行机制市场化，构建完善的组织体系、法人治理结构，往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新型研发机构比较蓬勃的地方，比如北京，重点推动设立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和“三无”（无级别、无经费、无编制）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

　　二是实行稳定的财政支持、人员投入政策。基础研究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通过深入、专注的科研，长期的积累和探索，才能形成重大成果。新型研发机构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发挥助力，当平台运行良好，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有了回报收益之后，财政资金逐渐减少，鼓励这些新型研发机构探索一些新的资源加入，形成良性的闭环。

　　现在科技成果转化，已经不是等成果出来之后，再寻找资金来转化，而是通过前瞻性布局，更早地介入到创新前端环节。比如中关村发展集团，还有一些科技金融机构等，目前都在积极与新型研发机构对接。新型科创平台，未来会探索更多元化的资源支持。

　　三是绩效评价机制新。北京对新型研发机构实行个性化合同管理制度，根据合同约定，由理事会下设的评估委员会进行评估，不唯论文定英雄，而是围绕科研投入、创新产出质量、成果转化、原创价值、实际贡献、人才集聚和培养等方面，做出符合机构设立目标和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估。

　　比如会耐心给你更长的时间，5年做一次考核审计，更看重创新成果带来的实际价值；会考察这个平台集聚了多少人才，尤其是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战略科学家等顶尖人才，对青年人才的培养等等，这都是绩效考核的内容。

　　四是赋权转化，实行新的知识产权激励。以北京为例，除特殊规定外，市财政资金支持产生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直接赋予自主权，由新研发机构自主决定转化及推广应用；重大转化安排由院（所）长提出方案、理事会审定；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在京实施转化的项目，通过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等提供支持，更好地促进成果转化。

　　五是开放共享，实行新的固定资产管理方式。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等，由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和使用，并依法开放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解决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结构性失衡，打通“最后一公里”

　　长江日报：打破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瓶颈，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哈尼丽：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之间长期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这是需求与供给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需要更加系统性、整体性地去思考和破解。

　　当前，创新供给端例如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创新企业，创新成果非常丰富；需求端企业也十分重视创新，很多企业广泛发榜，希望大家揭榜共同创新。

　　需求端的需求是强烈的，供给端的能力也有，为什么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仍然不理想？这是因为需求端和供给端存在结构性失衡。虽然需求方很迫切，但创新日新月异，创新成果并非标准化产品，创新本身也有风险，双方如何互相信任、信心如何匹配，都会造成结构性失衡。

　　第二个原因，供给方很多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其科研创新的话语体系同作为需求方的产业界不完全匹配，产业需要把创新转变成产品和商品，双方之间的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或机构搭建桥梁、做好“翻译”。当大家导向不一致的时候，要把共同的问题凝练出来，转化成科学家听得懂、企业家所需要的东西。

　　第三个原因，现在需求方作为出题者，希望能够快速地把成果运用到实际的生产中、成本能够控制、未来成果稳定可靠，并希望对成果拥有知识产权。但是解题方，也就是科研成果的供给方，他们的意愿动力会受到很多约束，比如自主权。很多科研工作不是由某一位科研工作者或某一个机构独立完成，有时候涉及面很多。假设有些比较好的科研团队，依托某些单位，或者运用了其他的多方力量来创造成果，其自主权是有限的。

　　科研本身就是一个探索性的创新，要允许试错，如果要求成本控制，试错的成本能不能接受？而且科研成果是科学家的心血，甚至视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有时候不根据出题者的意愿来改动。受个性约束，有些解题者对于出题者的需求，不一定能很好地满足。

　　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非常迫切，怎样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最重要的就是有专业化的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现在最缺的就是专业化服务。因为术业有专攻，既不能把科研人员逼成企业家，也不可能把企业家逼成科技管理人员，他们是互不可替代的。所以科研人员应该做好自己的专业创新，企业家更多的应该着重于转化。让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互相信任、形成共同目标，需要有专业化的服务团队、人才去破题。

　　■ 围绕自身特色和优势产业，构筑专业化平台

　　长江日报：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需要注意哪些？

　　哈尼丽：科创竞争中有一种误区：比如有的城市、地区不搞个大科学装置，好像自己就落后了；一谈创新资源，似乎只要是高能级的，都得争一争；只要是顶尖人才，不惜代价引进……其实更有效的路径是找准自己的发展特点，做好创新的顶层设计。比如武汉的发力点可以围绕中部地区，用好中部资源，发挥中部崛起支点作用。

　　第二是做好创新产业方向的卡位，找准自己在产业链、创新链上的位置。湖北武汉有非常雄厚的工业基础，要围绕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围绕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围绕“光芯屏端网”，构筑一系列专业化的公共技术平台、测试平台、科研设施平台等等，形成具有特色的竞争优势。

　　第三是发挥人才优势。武汉的宜居性越来越好了，政府为留住人才也想了很多办法。除了住房、生活等保障，更多的还要发挥科创资源优势，为人才干事业提供服务保障，为科教资源转化成创新优势护航。

　　【编辑：余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