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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虎 蔡亦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激发了创新活力

长江时评 > 大V在此

2022-08-29 09:18 来源: 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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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庞虎 蔡亦恬(分别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特别是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极大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高度、新境界、新要求,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图片来源:长江头条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守正创新是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互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的发展“要守正创新,既要在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中交流互鉴,承前启后,又要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中革故鼎新,开辟未来。”中华民族本身也是守正创新的民族,“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基和血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立足之基,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 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之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但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场域环境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模式、表述习惯等方面仍与中华文明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首要任务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适应中华文明的土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建构起异域发展的合理性根基。

  首先,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土壤。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自古以来,中华文明面对外来文明的传播和触碰,从来不是抗拒和否定,而总是以求同存异的态度来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交融,使得外来文明中国化成为东西文明交流的一个主流趋向。例如,东汉伊始的佛学东传,中华文明就以自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对印传佛学进行了数百年的整合和革新,将其成功纳入中华文明的发展轨道,还创造出富有中国传统底蕴的禅宗文化。

  中华文明的兼容性特质,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是影响马克思主义能否扎根中国的首要因素。事实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发扬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放传统,才最终拓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道路,他们大多来自知识分子阶层,既饱读史书、深谙中华文化的精髓,又放眼世界、自觉接受进步文化的洗礼,力争在中西文明的交融碰撞中寻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可行路径,很好地承继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传统,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中坚力量。中华文明的这一传统,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顺利出场的重要依据,更是马克思主义未来持久发展的文化动力,仍值得今天大力弘扬。

  其次,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认同基础。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教授曾用“理智—情感”的二分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的文化嬗变,认为近代中国人在进行文化选择时,理智上认可西方的“价值”,但情感上仍认同历史形成的人文传统。列文森仅从人的主观情感与理智上的层级冲突出发,强调中西之间的差异性,并没有看到,不同文明内部其实包含着很大的贯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虽然在发生的历史时域和场域环境上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的道德原则、社会愿望、处世方式上都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或相近,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些共同诉求和一般趋势,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正是这种内在的相通性,为不同文明的彼此接纳和认同提供了可能。例如,中华传统中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前景相通,古人“等贵贱”“均贫富”等朴素诉求与马克思主义平等主张相通等等。

  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实了经验资源。从理论产生效用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来源于实践,又最终回归实践,现实资源是理论扎根实践的重要依托。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提炼和概括,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必须充分吸收中国社会的现有资源,实现自身的具体化,才能发挥它的现实指导价值。

  中华民族通过长期的政治探索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提供经验性“质料”。在中华文明的宏大体系中,存有大量诸如民为邦本、礼法并治、治吏为先、修齐治平之类的政治理念,能够成为中国特色治国理政道路的理论借鉴;还有以重仁义、固民本、守信誉、尚和合、寻正义等为核心的一些道德理念,也能成为涵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渊源;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宇宙观、历史观等等,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深厚的观念支持。充分挖掘这些传统资源的现实价值,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而长期的任务。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激活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

  文明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赖以延续的内在基态,自古以来一直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实现着自身的转型与重构。近代以后,随着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优化了价值取向。文明总是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延续,也必然带上特定社会的历史烙印。文明(特别是它的精神形态——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政治力量状况。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其间形成了大量颇有引领意义的价值诉求,但最后大多都尘封于历史,无法实现。以古代的大同理想为例,它虽然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平等的积极向往,但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无法揭示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可能找到实现自由平等的可行路径,所谓的“大同”也只能沦为人们缓解眼前困苦处境的一种精神寄托,最终仍摆脱不了君君臣臣的等级序列。

  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控诉、对工农悲惨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完整设计等,深度契合了近代以来国人谋求富强、渴望解放的价值诉求,为饱受帝国主义摧残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乌托邦”的超越,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正义的呐喊和道德的控诉,更对价值理想进行了科学论证:一方面,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科学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为实现这一理想,具体设计了一条社会革命的具体路径即“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正是凭借价值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价值理想的优化升级,也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孜孜追求的大同理想增添了现实底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强化了使命担当。实践是文明产生的源头活水,也是文明新陈代谢的根本动力。任何一种文明,只有着眼于时代的变迁,不断满足新需求,解决新问题,才能谋得一席之地。近代初期,面对内忧外患的生存处境,中华文明没能适应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定位,无力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大任,最终陷入举步维艰的困难境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探索,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在之后的百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锐意进取,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伟大胜利,既激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价值,还锻造出革命文化的崭新形态,并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地位。三大文化彼此联结、相互促进,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体系,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动力。

  ■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将迸发巨大创新活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激发了创新活力。中华文明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评价体系。这一方面,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文明形态的延续性和一贯性,是中华文明自身优越性的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文明的优越性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旦被人为固化,就会变成超强的“历史的惰性力”,消磨自我革新的勇气和动力,不利于中华文明创新基因的充分激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导向。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对文明遗产进行全面清理和评估,摒弃其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去除压制自身活力的固化因素,还原文明自身的创新本性。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初步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发展新格局,为中华文明的价值实现,开辟了更为宽松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充实了精神内涵。一个文明的持久发展,离不开特定精神的烘托和思想的引领。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风貌,是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但另一方面,民族精神的内涵体系又带有明显的历史属性,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实践经验的精神总结,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充实完善,才能增强中华文明的社会适应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始终秉持变化发展的开放视野,丰富和优化中华文明的内涵体系。“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承继遗产又反对复古,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及时总结时代发展的新经验,不断注入文明进步新成果,化解了长期以来古今优劣之争的纷扰,破除了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开辟了一条以我为主、综合创新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活力。

  【编辑:余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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