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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治理②】城市也有生命特征,我们需要敬畏和善待城市
长江网 2020-12-10 16:40

  文/吕德文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要点:

  1.如同生物有机体,城市也有新陈代谢、自适性、应激性、生长发育和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也因此,我们需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

  2.就城市危机应对而言,超常规的应对措施往往是建立在日常准备基础之上的。很显然,武汉市能够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既得益于党中央的高效指挥和各兄弟省市的全力支援,也得益于城市有机体既有的潜能。

  3.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核心内涵是人的真正的共同生活,以及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意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和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的判断,具有天然契合性。

  4.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要激发身份认同。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这是抗疫过程中全体武汉人民共同奋斗塑造出来的城市记忆和集体意识;有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还需要一系列治理机制的支撑。

  2020年8月28日,《武汉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任务分工表》新鲜出炉,为武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个试点工作,既是武汉市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武汉方案”的具体措施,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的时代命题的回应。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武汉市经历过了疫情大考,这次疫情防控凸显了城乡社区的重要作用,也暴露出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和不足。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从生态学、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城市,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在城市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城市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和有机体。城市的规划、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系统,共同服务于城市生命体的良性运转。如同生物有机体,城市也有新陈代谢、自适性、应激性、生长发育和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也因此,我们需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在漫长的城市史中,很多城市都因为规划、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溃败而出现了蜕化区,一些城市甚至因为资源枯绝、人口外迁而消失。还有不少城市,则因为经受住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全方位的挑战,而使得城市肌体更加强健。

  武汉市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这对城市生命体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当城市按下“暂停键”时,如何保障各个城市系统的有序运转,并高效应对危机,实际上是对城市生命体极限生存能力的考验。从疫情防控的结果看,武汉的“城市大脑”在统筹城市有机体的各部分高效协同作战方面,还存在不足和短板。其突出表现是,城市应急处置系统、城市公共卫生防护系统未能有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网中,基层在疫情防控初期显得准备不足,疲于应对。

  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暂停”后,武汉市迅速打赢了疫情防控战,且在较短时间内“重启”。而今,城市生命体恢复了活力,城市有机体也更为强健。这得益于,过去一些年来,武汉一直处于城市发展的上升期。就城市危机应对而言,超常规的应对措施往往是建立在日常准备基础之上的。很显然,武汉市能够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既得益于党中央的高效指挥和各兄弟省市的全力支援,也得益于城市有机体既有的潜能。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城市潜能得到了激发。武汉是中部地区的科教、文化中心,近年来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引导下,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武汉的光谷已经是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创新区,形成了光电信息、生命健康、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技术服务等主导产业。经过多年的建设,武汉的市政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提高,告别了“大县城”的面貌,并于2015年成功创建了全国文明城市。武汉市在网上群众工作、红色引领等城市治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极大提高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这些城市机能,都构成了疫情防控的战略资源。

  如何激活过去多年积累的城市潜能,并将疫情防控的有效经验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能,是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武汉方案”的基本路径。在笔者看来,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其中的重要切入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核心内涵是人的真正的共同生活,以及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意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和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的判断,具有天然契合性。在共同体的视域下,城市治理不是不同行动主体、不同系统的机械组合,而是要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共建、共治、共享过程中有机结合。

  在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要激发身份认同。习近平同志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这是抗疫过程中全体武汉人民共同奋斗塑造出来的城市记忆和集体意识。在抗疫过程中,没有一个市民能够置身事外,他们或在一线参与救治和防控工作,或是成为志愿者协助物资保供、信息统计、卡点守控等工作,或是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共度时艰。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武汉市民都是英雄,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武汉顺利度过了危机。正是抗疫期间的共同生活和集体行动,武汉市民经过了引导、教育、辩论,才真正激发了人们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和人人享有提供了条件,但有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还需要一系列治理机制的支撑。具体而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等机制,缺一不可。这其中,无论是抗疫,还是其他的城市治理活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都是坚强政治保障。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分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社会运行的“细胞”。当前,武汉市已经将党员干部下沉社区这一疫情防控经验常态化,党员干部向社区党组织报到,无疑是激活了社会的细胞,增强了社区共同体凝聚力。

  在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政府主导的关键是要夯实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过去一些年来,武汉市通过街道体制改革,优化了职能部门和街道的关系,组建了街道综合执法中心,极大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武汉持续通过电视问政、双评议、城市留言板等措施,畅通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在转变政府作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科技支撑的机制得到了切实表现。

  城市治理不仅包括规划、产业、基础设施等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重大议题,也包括生活、活动、出行、就医、通勤、社区环境等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些事务,往往都是细小琐碎,政府无法包办代替。因此,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应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新格局。在抗疫斗争中,武汉市的很多小区在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协助和组织下,居民互帮互助建立了楼栋群、团购群,很多热心群众报名参加了各种志愿者,各类社会组织也在以各种形式协助抗疫。这些宝贵经验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中继续发挥作用,为市域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城市生命体保持生机和活力的保障。当前及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武汉市仍处于城市发展的上升期,城市有机体在越来越完善的同时,仍然面临着产业升级、社会稳定、自然灾害等风险。而每一个城市系统的失灵,都会影响城市生命体的安全。社会治理共同体意味着,城市各个系统相互依存,协同运行,人人都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客体,在有机互动过程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吕德文个人简介: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和社会观察工作,专注基层治理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时政公号侠客岛“岛叔”。

  【编辑:叶军 陈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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