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危与机④】经受抗疫锤炼的武汉人未来会更坚韧

　　文/梅新育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要点 

　　1城市的品性里一旦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是可以更好地克服城市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阻碍的。

　　2武汉和湖北投资内在动力充沛。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排名从2015年的第9名提升到2019年的第3名。如能重启武汉和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势头，能够最有效提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信心。

　　3重大冲击如果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广大充满活力、干劲、旺盛进取心的国民和市场主体，它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体系和公共服务；那么，重大冲击将成为众多创新涌现、成长的契机，其中一部分创新将成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极”。

　　我做过整理计算评估。这场新冠肺炎瘟疫已经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印第安人部落也未能幸免；在当前这个阶段又以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国家受创最为沉重。

　　这次抗疫期间，对武汉印象最深刻的是全国总动员的救援、军民结合的潜力，以及后来全面的超强力度管控。这样的措施，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别的国家也很难实施。实际上，前些年非洲埃博拉爆发时，利比里亚曾经宣布对首都封城，但居民大批外逃，与奉命封城的军队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武汉人平时显得比较散漫，但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一旦有了坚强的领导，就能够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自律精神。

　　相信经过抗疫锤炼的武汉人，在未来的道路上会更加坚韧和顽强。而一个城市的品性里一旦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是可以更好地克服城市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阻碍的。

　　武汉经济社会发展转折下行风险在降低 

　　一方面武汉近年来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武汉是这次全球受到创伤最大的主要城市之一。有人持悲观态度，担心武汉会一蹶不振，觉得武汉近期很难从这次疫情打击中站起来。在我看来，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存在发展趋势性转折下行的风险，但就总体而言，由于以下原因，武汉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性转折下行的风险正在降低：

　　首先，国家抗疫和疫后经济重启工作坚强有力，民众拼单支持武汉和湖北的热情也相当高。

　　其次，随着疫情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海外城市疫情严重程度超越武汉。比如常住人口少于武汉的纽约、少于湖北的纽约州，其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都超过武汉和湖北。相比之下，可以看出武汉的抗疫组织还是坚强有力和有效的。

　　武汉经受的洗礼和优化力度是最强的 

　　信心比黄金还贵重。大灾之后，应当将武汉的信心建筑在以下因素之上：

　　首先是人。武汉拥有好学、勤奋、敢拼的人力资源，这场疫情来势凶猛，但没有、也不能摧毁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市的人力资源基本面。

　　其次是党政和民间社会组织体系。武汉首当其冲遭受了全国最严重的冲击，接受了中央政府和全社会最严厉的审视、督查与整顿，实施了党政组织最强力度的全面动员，实行了火线入党、火线提拔……经过这样的洗礼，相信武汉、湖北的党政组织体系人员构成会明显优化，效率会明显提升，人员精神风貌会明显改善。全国党政组织体系都经历了这样的洗礼和优化，但相信武汉的洗礼、优化力度是最强的。

　　第三，武汉在全国的区位优势、产业积累、固定资产等等没有改变，只要经济重启稳妥及时，这些都会发挥作用。

　　第四，在这场抗疫动员中涌现出来的技术、经济组织、产业创新，有望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武汉作为军队联勤中心的军民结合发展潜力；如抗疫期间网上医疗服务的发展增长……等等，都是如此。

　　第五，经过这场大规模疫情冲击检验，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明显上升，武汉也会随着整个国家的趋势一起上升。

　　湖北省、武汉市如何发力才能化危为机 

　　危机时刻需要化危为机，纵观历史，就总体而言，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还是重大瘟疫，重大冲击倘若仅仅局限于一国、两国之内，除非由此激发推动该国组织动员能力、经济与政治效率产生质的飞跃，否则通常只是给当事国带来净损失而导致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下降；但如果重大冲击蔓延波及众多国家，特别是波及众多主要经济政治大国，甚至全球化，那么，这样的冲击将加速推动应对高效有力的国家脱颖而出，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如我前文所述，中国在这次疫情冲击中表现远远优于其它所有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提升是必然的、正在进行的。

　　实际上，这种情况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不止一次经历。如2008—2009年次贷危机。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4306.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减少差不多2300亿美元至12017亿美元，但在当年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出口大国。

　　从当前来看，西方国家企业纷纷关闭，特别是制造业工厂，中国则接近全面复工，如发电集团燃煤消耗量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螺纹钢、铜等库存开始下降，许多世界五百强西方跨国公司关闭了在西方国家的几乎全部工厂，只留下中国分部全面复工。预计像这样中国全面复工而西方关闭、半关闭状况可能延续更长时间，中国经济、中国内资企业被市场的需要会得到凸显。

　　为此，建议湖北省、武汉市从以下几点着手加力：

　　首先，稳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重启湖北省、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因为近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疲软，增长率不断下行。1980年至“十二五”，每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均在两位数，但在“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跌破10%，2019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额同比增幅已下降到5.2%。

　　要重启投资，武汉和湖北这种投资内在动力充沛的地方格外可贵。2015—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跌破10%，湖北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幅都是两位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以上，2019年1—11月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幅度高达106%，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排名从2015年的第9名提升到2019年的第3名，且投资增长持续势头强劲。如能重启武汉和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势头，能够最有效提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信心。

　　其次，除交通、流通产业之外，制造业特别要重点抓医疗物资（仙桃彭场产业集群）、汽车（包括汽车零部件）、以IC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三个重点。抓医疗物资产业是因为现在这正是全世界亟需的产业；抓汽车产业是因为湖北在这个产业有巨大优势，特别汽车零部件产业举足轻重；抓以IC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前景，也是中美经济产业角斗的焦点。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巨大，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项，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资产就占约9%，主营业务收入占约10%，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20%，所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30%。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业的限制和我方的反限制是中美之争“国运之战”的决战领域。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对高技术产业未置一词，表明美国不会放松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在这场斗争中，武汉要抓好长江存储等重点项目。

　　第三，探索、支持创新产业成长，成为我们的新增长极。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而重大创新又往往来自应对重大挑战的需求，或是因为重大挑战打破了原来抑制创新成长的传统市场势力。假设在一个社会秩序混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崩溃的国家，重大冲击通常只能带来纯粹的经济损失，创新难以萌芽，即使萌芽也通常会在恶劣环境中夭折。但重大冲击如果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广大充满活力、干劲、旺盛进取心的国民和市场主体，它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体系和公共服务；那么，重大冲击将成为众多创新涌现、成长的契机，其中一部分创新将成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极”。

　　在今年的新冠抗疫举国总动员中，我们目睹了一系列创新萌芽。如这次疫情冲击一方面造成人们必须呆在家中，同时也创造了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的契机。如京东健康等互联网医疗机构在疫情初起时就提供了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免费问诊，政府相关倡议出台后又将免费问诊范围迅即扩大至全部科室的所有疾病领域，且24小时无休。日后我们回顾，此次新冠肺炎冲击很可能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医疗发展的里程碑。武汉市、湖北省医护队伍经受了抗疫的锤炼，有丰富实践经验，能否与京东健康等互联网医疗机构合作，不仅向国内、而且向海外提供在线医疗服务？这有可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极。

　　第四，对在汉、在鄂外资跨国公司全面复工提供帮助。由于许多世界五百强西方跨国公司关闭在西方国家的工厂，只留下中国分部全面复工，下大功夫帮助在汉、在鄂外资跨国公司全面复工，也能让我们在危难中交到更多朋友，携手发展。

　　【编辑：叶军  吴蕾】